来自记忆里的肖像——《罗素回忆录

罗素是我第二喜欢的哲学家,我的小书架上还有他的《西方哲学史》、《西方的智慧》、《哲学问题》和《罗素文集》,假如我数学功底扎实的话,应该还会多几本。作为伟大的哲学家和数学家,他在195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本《罗素回忆录》是我在洛阳一家小书店购得,希望出版社,二十八块,八折。

很多人都知道罗素那则著名的感叹,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中就提起过:“罗素先生在五岁时,感到寂寞而凄凉,就想道:假如我能活到七十岁,那么我这不幸的一生才度过了十四分之一!”我认为罗素并非“感到寂寞而凄凉”,而是因为他幼年父母双亡,跟随祖父母度日,“家庭氛围是一种清教徒式的虔诚与痛苦。”罗素在自传概述中说:“……食物却极其简单,即使是普通的美食,他们都觉得对小孩子来说太过奢侈。例如如果同时有苹果派和米布丁,我只能吃米布丁……”这并非是罗素祖父母的虐待,而是二老在生活方式上信奉美德胜过享乐;自己岁数大了食欲不振可以理解,但以此苛求正在发育期的孩子就有些不近情理了。即使对于罗素这样的智者,我觉得也不能过高要求其五岁时候的世界观;我认为小罗老师那时候的厌世多半来自于不能满足的馋嘴。

《罗素回忆录》是一本自传,但又不完全是,除了单纯的叙述,还有作者的总结和思考。书中披露了不少同时代名人的奇闻轶事,我随便举一个,比如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起初是罗素的学生,因对数学的基础理论产生兴趣,所以来到剑桥,师从罗素学习。维特根斯坦常常半夜三更来到罗素的房间,像困兽一样来回踱步,达数小时之久,并宣称从罗素的房子离开后就会自杀。以至于罗素尽管昏昏欲睡,也不敢下逐客令。维特根斯坦获得了一大笔的遗产,但他认为金钱对哲学家来说只是一种累赘,所以全捐了出去。为了维持生计,维特根斯坦在崔坦贝克小镇担任教师。他给罗素写了封信,说:“崔坦贝克的居民生性邪恶。”罗素回信说:“所有的人都是邪恶的。”维特根斯坦在下一封信中说:“没错,但崔坦贝克的居民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更邪恶。”罗素说,我的逻辑思考不能同意你这种说法;后来,维特根斯坦搬到别的地方住,才认同了罗素的说法。关于书中罗素学术上的经验总结,其中有一篇《我如何写作》。在这篇文章里,罗素回顾了自己写作生涯中对文体选择的坎坷历程。最后,罗素给从事说明式散文体写作的人提供了三项简单原则:一、如果可以使用一个简单的词,就永远不要使用一个复杂的词。二、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包含大量必要条件在内的说明,那么尽量把这些必要条件放在不同的句子里分别说清楚。三、不要让句子的开头导致读者走向一个与结尾有抵触的结论。

我重点想说说罗素的思考。这这本回忆录里,罗素三番五次提到了反战,尤其是反对一战。在战争双方鼓吹煽动最为热烈的时候,罗素冷静地指出了其中的荒唐之处,并以实际行动战争。为此他与许多朋友分道扬镳,成了里外不是的孤家寡人。资产阶级骂他为“懦弱的共产猪”,布尔什维克则称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还是继续抄录本书的一些段落吧。“……令我惊奇的是一般的男男女女对即将发生的战争感到高兴。我曾天真地以为,战争是专制与信奉马基维利主义的政府强加于心不甘、情不愿的人民头上的,而这也是多数反战分子所相信的。“爱国主义简直让人不敢领教……身为真理的热爱者,所有交战国的宣传行动都让我恶心;身为文明的热爱者,退化至野蛮时代的行为让我毛骨悚然;身为一名从未拥有完整亲情的人来说,年轻人的牺牲让我心痛不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战者经验》)罗素总是怀念战前的岁月,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道出了战后政权对逝去时代的诋毁只不过是政治宣传的一种丑恶形式;更不用说战时的宣传了。罗素这样写道:“虽然我方的战争宣传将德皇统治下的德国描绘得非常凶暴残酷,但事实上只是夸大其词而且有些可笑。我曾在德国呆过,可以感受到当地强大的进步力量,带来终将成功的远景。德皇所统治的德国比起英国与北欧地区以外的国家要自由得多。当我们被告知一战是为自由和民主而战的,是为了推翻军国主义而战的;但战争的结果就是自由就此销声匿迹,军国主义反而更加稳固。至于民主,它的未来仍是个未知数。”同样的,他们一贯声称解放了西藏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农奴,不正也是这种伎俩吗?农奴是真的,但未必水深火热。正如奥威尔所说,“谁控制现在,就能控制过去。”

不能希望每个人都能像罗素这样清醒,但看到那些糊涂到荒唐的程度时,我也忍不住哀叹。今天在地铁上,两个精壮的小伙子谈论家乐福的事情。其中一个说自己要是能在的同时,借这个空挡开起来自己的超市,肯定能发大财;另一个非常不解地说,现在居然还能看到有人去家乐福买东西;第一个说,他们都是卖国贼。在我的校友录上,我看到大学同学们在呼吁;看到那则“家乐福花美元降价促销,等着看中国人被挤死的笑话”的愚蠢群短信被一本正经提出来。假如的都是这样的人,你好意思参与其中吗?最后再次引用罗素老师在本书中《从逻辑到政治》里的箴言作为本文的结束。“我了解到,一个和平的世界无法建立在一群嗜好战争与杀戮的群众之上。我也明白是何种内在与外在的挫折才能引发人们的暴力与残酷行为的冲动。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改革是能够持久的,除非它能改变个人的感受。”